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

思考之一：何谓音乐教育的文化意识？

    “音乐是一种文化现象”，尽管没有人对这一定义采取否定态度，但对于音乐作为文化现象的内涵，并不是很清晰的，音乐教育的文化意识问题，正由此而引发。音乐作为文化的存在方式，它必然由三个基本层面的相互支持而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图一）；
行为层

（象）

意识层                        形态层
（意）                        （言）
图 一

    意识是体现为特定文化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存在环境的感受意识，古人称之为 意 ；行为层则是这种意识反应的直接表现，古人称之为 象 ；而形态层则是这种直接表现所凝聚的各种符号及符号系统，古人称之为 言 。作为文化的一般形态，音乐活动的全部过程，符合文化创造的一般规律： 意 体现为 象 ，立 象 以尽 意 ； 象 凝聚为 言 ，立 言 以明 象 ；而 言 又作用于 意 ， 言 传而 意 会，全过程形成对 意 的放大与传播（图二）：

行为层

（象）

意识层            形态层
（意）            （言）
图 二

    作为文化的特殊形态，音乐又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特殊的 言 ）：乐音、乐器、乐谱，有着特殊的行为（特殊的 象 ）：音乐活动、舞蹈、戏曲；与特殊的意识方式（特殊的 意 ）：音乐体验。是社会文化存在的特殊表现形式，这种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集中体现了文化主体历史性的情绪情感积淀及在特定存在状态中的情绪情感反应。因此可以说，音乐真切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呻吟、痛号和欢乐，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感、梦幻与理想、音乐是一个民族情感的血脉，也是一种文化意志的灵魂。

    作为历史的存在，音乐必须符合文化的真实存在，它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文化变化必然导致音乐的变化，文化的积累必然导致音乐的积累。 意 （文化体验）的丰富，必然导致 言 （音乐符号系统）的丰富，而言的丰富性则体现了文化的延续性、整体性和开放性。正如一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一种文化必有丰富的音乐。丰富的情感来源于丰富的情绪记忆及文化主体对存在状态深刻体验能力，丰富的音乐来源于丰富的文化体验积累及文化体验的整体反应能力。由此可见，音乐文化的内涵，是 言 、 象 、 意 、三个层面的辩证统一，协调运作的动态实践发展过程。

    历史上凡是符合文化这一动态运作规律的音乐，必定得到迅速和蓬勃的发展，例如本世纪上半叶的新音乐运动，由于其主潮强烈地反映了当时国民的存亡斗争意识（文化主体的存在体验）而奏出了时代的强音（此处暂不论其吸收西方音乐形态——西方音乐文化之 言 的恰当与否）；又如改革开放后的通俗音乐，亦由于其符合了国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中特定的情绪体验而极其迅速地风靡（此处亦暂不论其是非）。

    教育作为文化行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文化的教育，教育作用自然发生在一切文化动态运作过程之中，所谓“大文化环境的影响”指的正是这种教育，潜移默化，无须任何形式上的强制性。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准备阶段的教育、作为培养特定文化行为的特定人才教育，一般俗称为技术教育，则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要求，本身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一定的强制性，这种教育的存在是以前一种教育的存在为依据的，用时髦的语言可表述为：由（文化的）市场需求决定培养特定人才教育行为的需求，文化教育决定技术教育。在教育的这两个层面中，作为文化的教育，必须符合文化行为意、象、言动态作规律，否则没有其存在与产生的条件和依据，而作为技术的教育则紧紧依赖于前者。

    以上对音乐与教育行为的文化分析使我们有可能对我国当代音乐教育行为作一番文化上的思考。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我国当代音乐教育相当程度上是沿着一条技术教育的道路而发展的，这种音乐的技术教育路线可用一句有特点的话来概括：音乐教育以培养专门音乐人才为中心目的。当然，作为技术训练的音乐教育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为其存在依据（不仅仅是基础），这种教育就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不甚清晰的。不仅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中，没有人认真思考过文化问题，在国民音乐教育这样一个完全属于音乐文化教育范畴的领域中，也没有人思考过文化问题，相反地以专业音乐教育为模板，片面强化了作为技术的音乐教育思想及教育行为。由此而引发的种种不尽人意的现象，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本文略举一二三如下：

    其一，专门音乐人才大量外流，致使我国音乐学院有国外音乐市场预备学校之“美称”，过去我们常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思想教育问题，专门音乐人才的思想觉悟问题；其二，通俗音乐发展极其迅速（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相反地严肃音乐的孤岛在不断缩小，前一两年达到几乎消失的地步，当然，传媒导向有一定的责任，由于政府的注意，这种倾向目前也有所扭转；其三，民族的传统音乐也不仅得不到健康发展，而且有萎缩的倾向，笔者前些年参加一次在河南新乡的演出（走穴）时曾目睹这样的现状：当我国一著名扬琴演奏家上台独奏时，台下一些青年就喊：“老师傅，下去呗！”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也极其容易被简单地归因于思想教育问题。

    实际上，产生以上种种现象的原因远非一个简单的思想教育问题，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当代的音乐教育缺乏文化意识，音乐作为文化现象，在我国社会中仍然是不健全的，因为我国当代的音乐生活，缺乏自觉的社会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亦没有贴切地和扣紧当代文化主体的文化体验。因此，作为文化准备阶段的技术教育所培训的专门音乐人才，当然只能流向具有自觉音乐文化社会行为的异国他乡；在某种程度上契合文化主体现实生活体验的通俗音乐当然毫不客气地占领市场，而严肃音乐几乎龟缩在音乐学院的大墙之内，其中传统民族音乐则没有突破博物馆式的考古水平。以上种种现象在指令性经济时期并不明显，因为这种倾向是隐性的，但当市场经济开始反映社会需求时，文化的盲目性就显现出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训。

    关于音乐教育文化意识讨论所得出的结论是：音乐文化存在言、象、意三位一体的不可或缺性。判别一种音乐文化现象的完整性，必须对这三个层面全面考察。以交响乐和儿童钢琴教育两种音乐社会行为比较而言，儿童钢琴教育已形成了社会的意（自觉需求意识），象（自觉的教育行为，以聘请家庭教师为主要形式）、言（钢琴音乐一整套完整的符号系统）三位一体的动态运作过程，因此可视为完整的文化现象；而交响乐则不然，既无形成社会广泛的自觉行为发生，因此交响乐在我国并没有形成完整健全的文化行为。

思考之二：何谓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

    对于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必然要涉及到音乐的文化传承方面，“文化”概念所指，其重要的方面即是社会主体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定社会行为及其特殊的符号系统，离开“特定”二字，“文化”概念的意义就丧失大半。而文化传承，正是指特定文化主体特定心理体验在特定社会行为及其符号系统作用下的延续与累积，这一问题与前面的问题相互关联，却要复杂得多。当然，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文化意识问题），没有对文化真实存在的正确认识，文化的传承问题就无从谈起。

    在音乐界中，文化传承是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焦点集中在本世纪初西乐引入及传统音乐的断裂之上，前所提及的交响乐及钢琴，正是这次西乐引入的直接结果，这一现象究竟算是西方文化的入侵，还是中国文化的主动吸收？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导致中国音乐文化的消亡还是发展？理论界的争论至今并无结果，这一问题还可以用一个有趣的悖论来说明：史学界有一种典型的观点是，只要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过的音乐现象，即应视为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说外来音乐文化都不能算是本民族的文化那么中国自身音乐文化的源泉将所剩无几，以乐器为例，历史上二胡、琵琶、扬琴都是外来的，难道都不属于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吗？另一方面，在民族音乐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切移入的外来音乐文化都属于本民族的文化，那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征又如何存在呢？古琴和小提琴，难道不是古琴才更成为民族音乐无可非议的代表吗？

当空间的圆周运动被投射在平面上时，出现的是不断相反的直线运动，（如图三）：


图 三

    在单维世界中，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在多维世界中却极其平凡，同样道理，音乐文化的诸多问题，如果仅停留在 言 （音乐形态）这单一层面上，恐怕是很难说清楚的，而当我们从言、象、意三个层面的动态运作过程来辩证地分析，解答以上的悖论就不是那么困难了。

    在音乐文化的 言 、 象 、 意 三个层面中，应该说 意 是其核心，因其是文化主体的文化体验，不同文化主体的不同特点，取决于不同文化最深层的文化体验，这一最深层的文化体验，决定了不同文化主体社会行为（ 象 ）与符号系统（ 言 ）的演变与发展方式，也决定了其对外来文化的 言 与 象 的态度，更决定了其在与外来文化碰撞中的生命力。

    笔者曾就中西方文化之深层结构——意（文化体验）的深层结构进行了广泛的比较 ① 得出了中国文化体验的深层结构是 认同 意识（有别于西方文化的 求异 心态）。所谓认同意识，是指一种认识主体与感知环境认同并消溶合一的心态，作为集体无意识，这种心态在中国人的认识过程中起着先决作用，认同内容可以随认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但认同心态却不会改变。中西方文化认同求异意识的区别，大到宇宙观、社会观，小到个体意识及思维方法、行为习惯，都可以明晰辨别。 ② 当然，详细阐述这种区别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仅想指出，正是中国文化的认同意识，决定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形态特殊的处理方式，明确地说，认同意识导致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有极强的吸收与转化能力，从唐代佛学的传入到本世纪初西方的引进等一系列历史现象，正说明这种文化的特质。

    从正面上说，中国文化的这一特质，体现出来的是文化的灵活性与开放性。例如世纪初国人所处的环境（列强欺凌、民族存亡的危险关头）中国文化对西方采取主动选择的态势，国人在所谓新音乐运动中吸收了西方音乐文化之言（音乐形态）、象（群众歌咏）、军乐演奏等）、意（以西乐鼓舞国人斗志，振奋国民精神），弥补了国乐之不足。

    从负面上说，这种特质常表现出当文化主体决定接纳某一外来文化形态时，由于趋同性而引发巨大的时尚之潮，摧毁一切反接纳的态度，具有认同的盲目性。而由于这种盲目性，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由于推崇时尚而导致本土文化形态淹没在外来文化形态之中，传统文化形态淹没在当代流行款式之中的危险。前所举例提及的青年观众对扬琴演奏家的拒斥，以及争办奥运会上选派通俗歌手为代表的决定，前者表明放弃传统，后者表明以接纳外来文化为时尚的强烈态度（中国选派通俗歌手与澳大利亚拿出土著音乐表演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文化自觉意识的缺乏。

    当然，中国文化的认同特质，其表现形态并不是一味地接纳外来文化，而是在接纳外来文化与固守传统两极间振荡，其实质是文化创造过程中认同对象变化的周期性运动，（如图四）：


图 四

    典型的例子有文革时期对外来文化的封闭的态势与改革时期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势。当然，此处应该指明的是，目前中国文化之发展，处在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段，如果说改革的第一阶段其最需要明确的是要否开放问题，那么当国门打开之后，其思考重点则是寻求自身文化特点的问题，文化的重心开始由“让世界走向中国”向“让中国走向世界”转移。

    本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国际性文化潮，其主动意向是以寻求不同文化特质为目标的，其历史背景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太大，文化单一倾向严重，而种种迹象又表明光凭西方文化远不能解决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一现象隐含着巨大的危险。因此文化的重要任务，即是挖掘各文化体验的潜在力量，以其参与全人类的共同事务，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当然是强调文化价值的多元性。中国“认同”文化的潜力，在其根本上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亦是中国音乐文化思想的最高境界——“乐乃天地之和” ③ ，庄子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界、无鬼责，” ④ 这不正是目前人类亟需唤醒的生态意识么？

    毫无疑问，中国音乐文化最深层之意的表达，其最贴切的方式及创作灵感之源当然是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及音乐行为（言与象），因此对中国音乐形态及音乐行为的挖掘与保护，自然成为极其重要的任务，没有对中国音乐形态及音乐行为的挖掘与保护，音乐文化的传承就无从谈起。然而历史作为文化的创造过程，又是一个对民族文化深层之意孜孜不倦探求的过程，古人告诫我们要忘言得象、忘象得意，好古而不泥古。因此在音乐文化的传承问题上，我们大可不必由于吸收了一些外来音乐文化之言、象（甚至意）而忧心忡忡，认为音乐将亡；亦不应认为世界趋同，妄自菲薄，视传统音乐文化如蔽屐而弃之不顾。音乐文化传承的核心是文化体验的传承，其方式是发扬光大自身传统与关于吸收外来文化素养的辩证统一。

    传统音乐文化之言与象的挖掘与保护，传统音乐之意的体悟与追求，构成了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整体运作过程。然而，在以往的历史中，我们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更多集中在言（音乐形态）方面，却极大地忽略了象（音乐行为），因此言的挖掘与保护更多仅是博物馆式的，由于忽略了象，尽管有大批音乐工作者致力于传统音乐文化的抢救，传统音乐文化仍然避免不了不断萎缩的命运。以传统音乐文化保持得非常好的印度相比较，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即十分清楚。印度音乐形态的完好保存与发展，是以其极其丰富的音乐生活（象）为基础的（印度的节庆音乐活动每年有 100 多天，常有通宵达旦的印度歌舞会，亦有普遍请家庭教师教授予子女印度音乐的自觉社会行为），亦有其音乐思想（意）的深厚根基（印度宗教信仰）。相比之下，我们对音乐文化传承之理解是肤浅的，几乎停留在故纸堆中，试问有多少民族音乐活动被抢救和保护，又有多少传统音乐形式被培育成自觉的音乐行为呢？